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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伴李淑芬和我是四十八年的夫妻，育有一儿一女。在外人眼里，我们相濡以沫，是令人称羡的伴侣。
每天清晨，我们都会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，偶尔和几个老伙计聊聊天。李淑芬喜欢侍弄花草，阳台上摆满了她精心照料的盆栽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它们浇水、施肥、修剪枝叶。
而我则喜欢钓鱼，每个周末都会去城郊的小河边，静静地坐上一整天，看着浮漂在水面轻轻晃动。
表面上看，我们的退休生活安逸而幸福，可只有我知道，这平静的表象下暗藏着汹涌的波涛。
每个夜晚，当李淑芬熟睡后，我常常盯着天花板发呆，思绪飘回到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下午。
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，我提前下班回家取文件，意外发现李淑芬的手机落在桌上，屏幕上显示着一条未读短信。
赵文斌是李淑芬单位的同事，我见过他几次，五十多岁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文质彬彬的样子。
要不要质问她？要不要跟踪她去看看那个“老地方”在哪里？要不要直接去找赵文斌问个明白？
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周围的一切——婚纱照、家具、窗帘——都变得那么陌生。
我拿起车钥匙，想去寻找真相，又放下，最后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直到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。
那时我们的儿子刚上大学，女儿还在读高中，我不愿因为这件事让家庭支离破碎。
也许是我太软弱，也许是我太理智，我决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维持表面的和谐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意李淑芬的一举一动，她的每一个谎言，每一次不合理的外出，每一个可疑的电话。
我偷偷翻看她的手机，发现了更多证据：暧昧的短信、不该出现的照片、可疑的通话记录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手机起步普及，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人对新技术还不太熟悉。
那时候，大哥大还是稀罕物，短信也是新事物，每条还要收费，不像现在这样随意。
有一次，她说去参加为期两天的业务学习，我趁她不在家，偷偷翻看了她的抽屉。
那晚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，醉倒在沙发上，第二天她回来时，我假装宿醉，什么也没说。
每逢节假日，她总会收到一些我不知从何而来的精美礼物，说是“单位发的”或“老同学送的”。
有一次是一条漂亮的丝巾，我后来在赵文斌的妻子身上看到了同款，只是颜色不同。
还有一次是一支名牌钢笔，我在单位无意中听同事提起赵文斌刚买了两支同样的钢笔，说是收藏。
我注意到她开始格外注重穿着打扮，头发总是染得乌黑发亮，衣橱里多了很多我没见过的新衣服。
以前的李淑芬从不在意这些，总是穿着朴素，很少化妆，突然的改变让我既陌生又心酸。
春节时，赵文斌来我家拜年，他与李淑芬之间那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和眼神中闪烁的默契，让我心如刀割。
他和我碰杯，说：“志强兄，新年快乐，淑芬常说你是个好丈夫，我很敬佩你。”
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升职加薪，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。
工作成了我的避风港，我花更多时间在办公的地方，提前去，很晚回家，避免面对那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家。
那段时间，我把自己困在工作的牢笼里，日复一日，机械地达成目标，麻木地过着表面的生活。
闲暇时，我开始有效学习绘画，常常一个人背着画夹去郊外写生，用画笔把痛苦框在外面。
我还迷上了钓鱼，喜欢那种长时间的独处和等待，仿佛在等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到来的答案。
渐渐地，我在这些陌生人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安慰，因为在他们面前，我不需要伪装。
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国外，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，后来结婚生子，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。
我常常在想，假如没有那条短信，我们的生活会是啥样子？也许会平淡如水，但至少真实。
每一次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幸福家庭，我都会感到一阵空虚，那种生活对我来说遥不可及。
二〇一五年，我正式退休，每天在家看看书，钓钓鱼，偶尔帮邻居修修电器，日子过得还算充实。
退休的第一天，我清空了办公室的物品，看着那个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，心里竟有一丝不舍。
工作曾是我逃避家庭问题的避风港，现在这个港湾没有了，我必须直面那个问题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买了一束花，想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但走到家门口，又把花扔进了垃圾桶。
第二年，李淑芬也退休了，赵文斌比我们早退休两年，据说在城东买了一套新房。
他退休后还常去李淑芬的单位接她下班，我有时会“偶遇”他们，看着他们慌乱分开的样子，心里百感交集。
有一次，我在商场看到他们一起挑选围巾，赵文斌细心地为李淑芬系上，然后后退一步欣赏。
退休后，我和李淑芬朝夕相处的时间增多，反而让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我们之间那堵无形的墙。
我们有时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话，各自看电视、看书、做家务，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。
有时她会一整天不在家，回来时眼睛发亮，脸色红润，像个见了心上人的小姑娘。
我知道她去了哪里，见了谁，但我依然选择沉默，只是每次她回来晚了，我都会默默地把饭菜热好。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发现了自己对这段婚姻的怨恨在不断加深，而不是如我预期的那样逐渐淡化。
有一次，她回来晚了，说是和老同学聚会，我突然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，吓了她一跳。
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常常一整天不和李淑芬说一句话，用读报纸、看电视来逃避和她的交流。
我有时会故意不接她的电话，让她担心，又或者很晚才回家，不告诉她去了哪里。
李淑芬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疏远，有时会试探性地问我是否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否有什么心事。
但每当这时，我脑海中就会闪现她和赵文斌在一起的画面，那些虚假的关心让我倍感讽刺。
那天阳光很好，我在阳台上看书，听到李淑芬在房间里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到了“想你”这样的字眼。
她挂了电话，换了一件新买的衣服，化了淡妆，对我说：“我去超市买点菜，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那天李淑芬出门说去超市买菜，结果三个小时后才回来，进门就说头晕，然后突然倒在了客厅的地板上。
救护车上，医护人员紧急处理，我坐在一旁，握着她冰冷的手，心中的恐惧超过了这二十五年来的任何时刻。
那一刻我认识到，无论我多么怨恨她的背叛，她依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。
“病人情况危急，脑部有大量出血，需要立即手术减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医生严肃地说。
我在手术室外等待的六个小时里，仿佛度过了六年那么漫长，各种情绪在我心中翻腾：担忧、愧疚、愤怒、不舍。
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在单位组织的联欢会上，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。
想起了我们的婚礼，简单而温馨，她穿着借来的婚纱，我穿着父亲的西装，在众人的祝福中许下誓言。
想起了孩子们出生的场景，她经历了漫长的阵痛，最后抱着小生命，疲惫却幸福地微笑。
无论如何，她毕竟是我相伴四十多年的妻子，是我孩子的母亲，我不忍心看她就这样离去。
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后期还要进行康复治疗。
“患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由于出血量大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后遗症，比如半身不遂、语言障碍等，有必要进行长期康复训练。”医生说。
她活下来了，我们之间的故事还要继续；但如果她真的有后遗症，这后半生该怎么过？
“爸，你先照顾好妈，我和妹妹正在订机票，最快后天能到家。”儿子在电话里说。
早上六点起床给她擦脸、喂饭，白天帮她翻身、按摩，晚上睡在病床旁边的陪护椅上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入睡。
我学会了给她翻身拍背，避免褥疮；学会了给她擦拭身体，保持清洁；学会了观察点滴速度，随时告知护士情况变化。
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做过，但现在却做得很认真，很细致，仿佛这样能弥补什么。
医院的护士看到我的细心，都称赞说：“陈大爷，你照顾老伴真是无微不至，现在像你这样的老头儿不多了。”
我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在想：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故事，不知道我隐忍了多少年。
他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有些局促地说：“志强，听说淑芬住院了，我来看看她。”
我打量着他，这个占据了我妻子二十五年感情的男人，他比我想象中苍老了许多，但眼中对李淑芬的关切是藏不住的。
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我们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名义上的丈夫，一个是实际上的情人，就这样尴尬地对视着。
赵文斌站在那里进退两难，最后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低声说：“那我改天再来。”匆匆离开了病房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文斌几乎每天都来，有时带水果，有时带营养品，甚至有一次带来了一束鲜花。
每次他来，我都在场，他明显感到不自在，但又不得不来，这种微妙的平衡让整个病房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。
他会小心翼翼地询问李淑芬的情况，眼神中充满担忧和爱意，但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
“淑芬今天好些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要说明东西吗？”他问这些话时，目光闪烁，不敢直视我。
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和家属开始窃窃私语，护士也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似乎都在猜测赵文斌与李淑芬的关系。
有一次，隔壁床的家属直接问我：“那位经常来的先生是病人什么人啊？看着挺关心的。”
我对此视若无睹，依然每天尽职尽责地照顾着李淑芬，仿佛赵文斌只是众多前来探望的亲友之一。
李淑芬清醒后，看到我日夜守候在病床前，眼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：感动、愧疚、困惑，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恐惧。
“是啊，你都睡了好几天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
在她清醒的日子里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少，多是关于她的病情和日常护理的事情。
“今天吃什么？”“头还疼吗？”“要不要坐起来活动一下？”这些简单的问题和回答，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交流。
赵文斌依然每天来，但会避开李淑芬清醒的时间，似乎是怕见面尴尬，或者是怕我发现什么。
赵文斌站在门口，不敢进来，只是点点头：“淑芬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来看看你。”
直到那天晚上，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外面下着小雨，雨滴敲打在窗户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我转过身，直视她的眼睛，心中的话语已经在心头盘旋了二十五年，终于到了说出口的时候。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平静地说出了那句我在心里重复了二十五年的话：“淑芬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赵文斌的事情了。”
听完后她的心率突然加快，眼睛瞪得老大直直地盯着我，嘴里颤抖地念着，“怎么......怎么可能！”
我叫张建国，六十八岁，退休前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部门负责人。老伴周美玲与我携手走过四十七载春秋，育有一子一女。在外人眼中，我们是恩爱有加、令人羡慕的伴侣。
每日清晨，我们都会在小区步道漫步，偶尔与几位老友闲聊几句。周美玲热衷于烹饪，厨房里堆满了她精心挑选的食材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研究新菜谱，变换花样为我们准备美食。
而我则偏爱下棋，每逢周末，都会前往公园与棋友们对弈，沉浸在棋局的策略与智慧之中。
表面上看，我们的退休生活宁静而美满，但只有我清楚，这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怎样的波澜。
每个夜晚，当周美玲沉睡后，我常常凝视着天花板，思绪飘回到那个改变我命运的黄昏。
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一个春日，我因工作提前返家，意外发现周美玲的手机遗落在桌上，屏幕上显示着一条未读信息。
李文远是周美玲单位的同事，我曾与他有过几面之缘，四十多岁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温文尔雅。
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感觉周围的一切——婚纱照、家具、窗帘——都变得如此陌生。
我拿起车钥匙，欲探寻真相，却又犹豫不决，最终在客厅里徘徊，直到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。
那时，我们的儿子刚步入大学校门，女儿还在读初中，我不愿因这件事让家庭分崩离析。
也许是我过于懦弱，也许是我过于理智，我决定假装一无所知，继续维持表面的和谐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意周美玲的一举一动，她的每一个谎言，每一次不合理的外出，每一个可疑的电话。
那段时间，我陷入了失眠的困扰，每晚躺在床上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，心如刀割。
我偷偷查看她的手机，发现了更多蛛丝马迹：暧昧的信息、不该出现的照片、可疑的通话记录。
那时，翻盖手机还是时尚的象征，短信也是新兴的通讯方式，每条还需付费，不像现在这般随意。
有一次，她说要去参加为期两天的业务学习，我趁她不在家，偷偷翻看了她的抽屉。
那晚，我独自喝了很多酒，醉倒在沙发上，第二天她回来时，我假装宿醉未醒，什么也没说。
每逢节假日，她总会收到一些来源不明的精美礼物，说是“单位福利”或“朋友馈赠”。
有一次是一条精致的项链，我后来在李文远的妻子脖子上看到了同款，只是颜色略有不同。
还有一次是一支高档手表，我在单位无意中听同事提及李文远刚买了两块同款手表，说是收藏。
我注意到她开始注重穿着打扮，头发总是染得乌黑亮丽，衣橱里多了许多我未曾见过的新衣。
以前的周美玲从不在意这些，总是穿着朴素，很少化妆，突然的改变让我既陌生又心痛。
春节时，李文远来我家拜年，他与周美玲之间那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和眼神中闪烁的默契，让我心如刀绞。
他和我碰杯，说：“建国兄，新年快乐，美玲常说你是个好丈夫，我很敬佩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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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暇时，我开始学习书法，常常一个人背着笔墨纸砚去公园练习，用笔墨将痛苦隔绝在外。
渐渐地，我在这些陌生人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安慰，因为在他们面前，我不需要伪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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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没有那条信息，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会平淡如水，但至少真实。
每一次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幸福家庭，我都会感到一阵空虚，那种生活对我来说遥不可及。
二〇一六年，我正式退休，每天在家看看书，下下棋，偶尔帮邻居修理电器，日子过得还算充实。
退休的第一天，我整理了办公室的物品，看着那个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，心里竟有一丝不舍。
工作曾是我逃避家庭问题的避风港，现在这个港湾没有了，我必须直面那个问题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买了一束花，想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但走到家门口，又把花扔进了垃圾桶。
第二年，周美玲也退休了，李文远比我们早退休两年，据说在城南买了一套新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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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美玲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疏远，有时会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
但每当这时，我脑海中就会闪现她和李文远在一起的画面，那些虚假的关心让我倍感讽刺。
那天阳光明媚，我在阳台上练字，听到周美玲在房间里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到了“想你”这样的字眼。
她挂了电话，换了一件新买的衣服，化了淡妆，对我说：“我去超市买点菜，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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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手术室外等待的五个半小时里，仿佛度过了五年那么漫长，各种情绪在我心中翻腾：担忧、愧疚、愤怒、不舍。
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在单位组织的舞会上，她穿着蓝色的连衣裙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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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活下来了，我们之间的故事还要继续；但如果她真的有后遗症，这后半生该怎么过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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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六点起床给她擦脸、喂饭，白天帮她翻身、按摩，晚上睡在病床旁边的陪护椅上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入睡。
我学会了给她翻身拍背，避免褥疮；学会了给她擦拭身体，保持清洁；学会了观察点滴速度，随时告知护士情况变化。
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做过，但现在却做得很认真，很细致，仿佛这样能弥补什么。
医院的护士看到我的细心，都称赞说：“张大爷，你照顾老伴真是无微不至，现在像你这样的老头儿不多了。”
我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在想：你们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，不知道我隐忍了多少年。
他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有些局促地说：“建国，听说美玲住院了，我来看看她。”
我打量着他，这个占据了我妻子二十三年感情的男人，他比我想象中苍老了许多，但眼中对周美玲的关切是藏不住的。
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我们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名义上的丈夫，一个是实际上的情人，就这样尴尬地对视着。
李文远站在那里进退两难，最后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低声说：“那我改天再来。”匆匆离开了病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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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美玲清醒后，看到我日夜守候在病床前，眼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：感动、愧疚、困惑，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恐惧。
“是啊，你都睡了好几天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
在她清醒的日子里，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少，多是关于她的病情和日常护理的事情。
“今天吃什么？”“头还疼吗？”“要不要坐起来活动一下？”这些简单的问题和回答，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交流。
李文远依然每天来，但会避开周美玲清醒的时间，似乎是怕见面尴尬，或者是怕我发现什么。
李文远站在门口，不敢进来，只是点点头：“美玲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来看看你。”
直到那天晚上，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外面下着小雨，雨滴敲打在窗户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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